济南刑事律师杜超：网络诈骗罪中如何通过降低金额来争取取保与缓刑？

作者：杜超律师，北京市炜衡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、刑民交叉部主任，常驻执业地山东济南。本文围绕诈骗类刑事案件做实务分析，基于济南办案经验，可供山东地区参考，省内各地办案尺度存在差异；内容仅作法律知识科普，不构成对任何个案的法律意见，也不承诺任何案件结果。

本文于2026年10月31日10时22分3秒发布

结论：网络诈骗罪中家属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：“手机没封存，能不能先放人？”答案在绝大多数案件里是否定的。往下走一步才值得花时间——证据不能被排除，不等于它上面记载的每个数字都必须被采信。 证据能力问能不能进法庭，证明力问进来能证明多少；前者对辩方极不友好，后者恰恰留出了作业空间。

2024年，全国法院审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万件8.2万人，同比上升26.7%。基数这么大，裁判尺度早已定型，指望“程序违法即无罪”会迅速撞墙。几乎每份判决书上都有一个精确到元的涉案金额，而它从哪来、中间转过几道手，很少有人认真拆过。济南诈骗罪案件的辩护，失分几乎都失在最后一层——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。

本文只做两件事：一是电子数据有自己的审查规则，走错规则质证就是空转；二是数据总额不等于犯罪数额，中间有一整套减法没做。 后者是重点——前者全做对，换来的往往只是一份新的《情况说明》；后者每做成一分，都是实打实的量刑折扣。律师介入究竟能争回什么，答案不在“能不能无罪”，而在“能减掉多少”。

一、切口一：这份材料到底是不是电子数据

听上去像文字游戏，实务中却真实存在——不少济南诈骗罪案件的辩护，第一处失分就在这里。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法发〔2016〕22号，下称《电子数据规定》）第一条第二款有一句极容易跳过的话：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，不属于电子数据。

这句话划出一条界线：同一段内容，可能以两种身份进入卷宗。 侦查人员把聊天记录逐屏截图、打印、装订，让嫌疑人在末页签一句“以上内容我看过，属实”——形式上它是数字化内容的载体，证据法上固定的却是言词。按电子数据审查，看提取过程、完整性校验、原始介质状态；按言词证据审查，看有无威胁引诱、有无本人确认、有无逐页核对。

身份不同，规则不同。用错规则，一个本来能问出问题的点就退化成一句无关痛痒的质疑。 最常见的错误是按电子数据的路子质问“你没有计算完整性校验值”，对方一句“这是当事人自己签字确认过的”就把问题消解了。先确认它属于言词证据，能问的就锋利得多：签字时有没有逐页核对？截图页码是否连续？被删掉的对话去哪了？截图不连续，这段对话就不完整；对话不完整，基于它认定的金额就没有完整的事实基础。 追问校验值，换回一份补充说明；追问“为什么中间跳了十七屏”，得到的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空白。

同类材料还有平台后台导出的表格：直接打印附卷，没有导出说明、没有导出账号与操作时间、没有校验值。形式上是书证，内容却来自电子系统，真实性全依赖导出过程的可核查性，这些一缺，就只剩一张孤零零的表。

指出这类问题，目的通常不是排除，而是两个——迫使控方补充材料（补充过程本身会暴露统计口径），以及为后文的减法留一个入口：某几笔金额的唯一来源是一张来路不清的表格，这几笔就不该计入。

二、切口二：从数据总额到犯罪数额，中间的四道减法

这是全文的重点，也是济南刑事律师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里最能做出实绩的一段。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2016年12月19日）第六条规定，确因被害人人数众多无法逐一收集陈述的，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，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、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、电子数据等证据，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及诈骗资金数额。

《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2022年9月1日施行）第二十一条进一步规定，涉案人数特别众多，确实无法逐一核实账户资金来源，但根据交易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账户主要用于接收、流转涉案资金的，可按该账户接收的资金数额认定犯罪数额，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除外。

两段连读，有个常被忽略的分工：规范降低的是举证方式的要求，从未免除“这笔钱来自诈骗”的实体证明责任。 可综合认定的是方法，不是对象。而“能够作出合理说明的除外”一句，把反证负担交回辩方——说不清，推定成立；说清了，推定瓦解。没有这一层，核减只是“请求从轻”；有了这一层，核减是“要求控方履行证明责任”。

四道减法，按金额影响从大到小排列。

减法一：同一笔资金的重复流转。 这是虚假投资平台案里最常见、金额影响最大的一类虚高。典型路径：被害人向业务员提供的二维码支付十万元，资金先进第三方支付账户，再转平台对公账户，再划到实际控制人账户，最后提现分配。同一笔十万元在这条链上留下四条入账记录。若按每一级账户分别统计，十万元会被计成四十万元。

判断是否重复，关键不在账户数量，而在是否源自同一笔被害人付款。逐层核对：一级账户的入账与被害人付款的时间、金额能否对上；下级账户的入账与上级账户的转出能否对上。对上了，就是同一笔钱的搬运，不能重复计入。多层代理的平台尤其要注意：各代理业绩相加、又重叠记入上级层级，总额会成倍虚高，这类辩护要从工资表、提成记录、层级关系图入手，先画清资金结构，再谈总额。

减法二：无被害人对应的部分。 后台有充值记录，却没有任何被害人陈述、转账凭证与之对应的笔数，是否属于诈骗所得本就存疑。这里面通常混着几类：平台搭建期的测试数据、平台自刷的虚假交易、内部人员充值、验证性小额充值、已退款但记录仍在的订单。

按《电信网络诈骗意见》第六条，综合认定的前提是“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”以及经查证属实的交易记录、电子数据。“结合”二字是关键：不是有电子数据就能单独认定，而是要以被害人陈述为基础，用其他证据印证和扩展。 某部分金额既无陈述对应，又无其他证据印证来源，仅凭后台一条记录计入总额，等于用无法核实的机器记录替代完整证明。

做法是逐笔核对、制作清单，把有印证与无印证的分开列示。要读几百上千页流水，枯燥，但效果直接：指控里若有一百二十万元无被害人对应，检察官必须选——要么补侦去找被害人，要么把这部分拿掉。 这一步没有技术含量，却最见功夫，也是济南诈骗罪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最该做、最少有人做完的事。

减法三：不属于本人责任范围。 共同犯罪中，每个人只对自己参与范围内的数额负责，但起诉书对全体被告人适用同一个总额，极为常见。此时要追问四件事：入职时间与指控统计期间是否吻合？层级、岗位与业绩额是什么关系？是否存在挂单、借名开户、代收代付？团伙成员是否共用设备、账号、收款码？

最后一问最关键。账号一旦共用、具体操作人无法区分，后台数据在人员之间就失去切割能力，此时把全部金额压到某一名从犯身上，证据链上是断的。 答案通常不在鉴定意见里，而在考勤记录、工资表、提成流水和同案犯供述的细节比对里。

减法四：案发前已退还的部分。 案发前归还的数额原则上不计入诈骗数额。这一条牵着更实际的问题：退赔的时点与基数——先核减、再按核减后的数字退赔，次序反了，钱就成了对虚高数字的确认。

四道减法做完，剩下的才是可用于量刑的数字：它定档次，档次定缓刑空间。

三、减法为什么常常做不成

第一个原因，是拿不到可以核对的材料。 核减的前提是能逐笔看，但侦查阶段辩方往往只能看到《起诉意见书》上的一句总额，看不到后台数据、统计口径、被害人名单。等审查起诉阅卷，口径已经固化，改动成本大幅上升。所以正确动作是尽早介入，并在会见后第一周确认一件事：原始检材是否还在。 若已被覆盖、损毁或退还，技术质疑就从“可补正的瑕疵”退化为“无法补救的缺陷”——补正方式是重新鉴定，而重新鉴定需要检材。

第二个原因，是把力气花在了注定被补正的问题上。 第二十七条的四类可补正瑕疵——未以封存状态移送、缺签名、名称类别注明不清、其他瑕疵——占了程序问题的大多数，一份《情况说明》就能整体抹平。堆二十条写成长清单，真正要紧的两三条反而淹没在噪音里。挑两到三条补不掉的做深，其余留痕即可。

第三个原因，是没有把技术问题翻译成金额。 法庭上最常听到的辩方意见是“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”。这句话的问题不在错，而在空，法官听完的自然反应是：那么，你认为哪一笔不该算？排除请求落到具体金额上，法官才有可能在判决书里回应；泛泛的排除请求，通常只换来一句“辩护意见不予采纳”。 质证意见应当写成这样一个句式：因某份检材不在鉴定范围内、某几笔在银行流水中无对应记录、某几笔被重复统计三次，故第X笔至第Y笔共计若干元不应计入。

四、家属最常问的十个问题

问一：家人因网络诈骗被带走了，第一步该做什么？

答：三件事，按顺序。第一，确认办案单位、涉嫌罪名、羁押的看守所，把《拘留通知书》收好。第二，不要动他的手机和电脑——不删除、不卸载、不恢复出厂设置，这是后续质证电子数据的唯一原始材料，动了就再没有。第三，尽快安排会见。 刑事拘留后的报捕期最长37天，是争取不批捕的窗口，越往后空间越小。至于“找关系捞人”，不必考虑，多数是骗局。

问二：网络诈骗一般判几年？

答：取决于三个变量：认定数额、地位作用、有无从宽情节。 诈骗罪分三档——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，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，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或无期；山东执行的起点标准是六千元、八万元、五十万元。但判决书上的数字不是后台流水汇总出来的数字，中间要经过前文那几道减法，减掉一档，法定刑就整体下移一档。这是量刑辩护真正的着力点。

问三：怎样才能争取取保候审？

答：不要拿“程序违法”去谈，批捕阶段这句话几乎没有说服力。有效的是把数额讲成不确定的：现有证据能印证多少笔，仅凭后台统计而无被害人对应的有多少笔，剔除之后还剩多少。数额一旦显得不确定，“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”这个前提就松动。 退赔、谅解、固定住所与稳定工作、不属累犯都是常规加分项，但都要在数额之后谈。

问四：什么情况下能判缓刑？

答：三个前提缺一不可：量刑预估在三年以下、认罪认罚、退赔到位。 累犯和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一般不适用缓刑。缓刑不是法庭上临时求来的，是前面每一步攒出来的——数额核减到三年以下，退赔按核减后的数字做，认罪态度贯穿全程。顺序反了，钱花了也换不回来。

问五：家属要不要先全额退赃？

答：不建议按起诉书指控的总额直接退。退赔金额取决于认定金额，按虚高总额全额赔付，多付的部分换不来对等从宽，反而会被理解为对指控数字的默认。正确次序是先固定数额争议，再按核减后的数字退赔。钱要花，但要花在刀刃上。

问六：电子数据有瑕疵，能不能把证据打掉？

答：可以申请，但要降低预期。未封存、缺签名、注明不清属于法定的可补正瑕疵，一份《情况说明》通常就能抹平；真正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，是篡改、伪造、无法确定真伪，以及有增删改影响真实性。所以管用的不是整份打掉，而是落到具体某几笔金额上——这笔数据不可靠，这笔就不该计入。

问七：只有被害人陈述，没有转账记录，这部分金额能认定吗？

答：原则上不宜单独认定。按《电信网络诈骗意见》第六条，综合认定要“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”以及经查证属实的交易记录、电子数据，不是有电子数据就能单独成立。这正是最该主动去拆的地方——逐笔核对，把无印证部分单列给检察官。

问八：账号不是他在用，怎么证明？

答：举证责任在控方，辩方要做的是指出证据链的断点，而不是自己证明“不是我”。常见断点：IP只定位到城市且系动态分配、终端归属未查、账号未实名只有昵称、收款账户实名不符且无回流、团伙成员共用设备与收款码。每指出一个断点，控方就得补一环。

问九：认罪认罚要不要签？

答：可以签，但要在数额谈完之后。认罪认罚能换来量刑从宽，这一点没有争议；但一旦在虚高的数额上具结，后面再想推翻就极难——具结书本身就是对你认可那个数字的书面确认。正确顺序是先就数额提出书面异议，让检察官把核减后的数字写进具结书，再签字。签得太早，等于把前面四道减法全部作废。

问十：要不要找关系？

答：不必，而且危险。诈骗类案件的量刑最终落在数额上，这是卷宗里能查、庭上能辩的东西，没有哪个环节能靠关系改写。 更现实的风险是，为“疏通”付的钱往往拿不回来，还可能牵出新麻烦。这笔钱用在律师阅卷、鉴定人出庭申请、退赔上，回报率高得多。

五、结语

把取证瑕疵理解为“排除武器”，是一种常见的期待错位。它更像一把尺子——量的不是证据能不能用，而是它能支撑多大的数字。 对绝大多数当事人来说，决定命运的恰恰是这个数字：数额定档次，档次定缓刑空间，空间定这个家庭要等三年还是十年。

判断一个瑕疵值不值得投入，只需连问三句：它落在第二十七条的“可补正”里，还是第二十八条的“不得作为定案根据”里？它动摇的是整份证据的资格，还是某几笔金额的归属？顺着它往下走，能不能落到一个具体的金额、一个具体的人、一个具体的时间段？

还有两条边界。一是排除一份证据不等于案件无罪——控方仍可用被害人陈述、银行流水、被告人供述重组证据链，把核减说成无罪，是对当事人最不负责任的话。二是技术问题交给技术——《电子数据规定》第二十六条允许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意见，律师负责把技术结论翻译成法律主张。

数据是机器产生的，认定数额是人做的。凡是人做的，就有可讨论的余地。一位济南刑事律师能做的，不是承诺结果，而是把那个精确到元的数字一分一分拆开——拆得动的地方，就是辩护的空间。

作者：杜超律师

杜超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，电话：13583171692，专注于刑事辩护，担任北京市炜衡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刑民交叉部主任，执业证号13701202010189936。杜超律师执业领域为各类型刑事案件，包括：律师会见、取保候审、无罪辩护、罪轻辩护、刑事控告；涵盖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、审判阶段全流程。业务范围包括：醉驾；诈骗罪、帮信罪、掩饰隐瞒罪、开设赌场罪、银行卡等经济金融犯罪案件；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、强奸、猥亵等人身犯罪；假药、有毒有害物质等涉化学类犯罪，以及爬虫、外挂、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案件。杜超律师具有法学和工学双重学习经历，在醉驾血液鉴定、诈骗、帮信、开设赌场等金融犯罪的涉案金额审计认定、有毒有害物质的质谱色谱鉴定具有深入的研究，能够找到重大证据瑕疵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，为委托人最大程度维护合法权利。为达到最好的辩护效果，杜超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在押人员通常不限制次数，能为在押人员缓解精神压力，双向沟通家属与在押人员情况，积极与被害人沟通力争谅解，对有罪人员力争达到最低刑期。对于证据存疑的人员必争无罪。杜超律师已办理多起无罪、不起诉案例，另有大量取保候审、缓刑案件。